王海英 | 打工朋友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为他们服务让我体验到价值

编者按：在传统的服务中，农民工往往被视为服务对象，而王海英——一位在90年代第一批外出务工的打工妹，却在参与社会工作服务中，不仅从只有初中学历自学考取到北京外国大学的英语学士学位，而且通过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持证社会工作者，并被评为“中国最美社工”。王海英的故事只是个例吗？她的成长经历对其他打工青年有何启发？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有何借鉴意义？“助人自助”是如何从理念变为现实的？2022年9月30日晚上，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国内成立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开启了一个无论对打工群体还是社会工作领域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系列直播：“打工青年如何做公益——从打工青年成长为社会工作者”。王海英作为首场主讲人向大家分享了她从打工妹成长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故事。本文由王海英直播分享的稿件编辑而成，部分有删减。

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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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我们队的打场坝边上有三棵“摇钱树”（学名不知道，祖祖辈辈都这么叫），其中的一棵摇钱树下挂了一个大铁片，我们队的队长拿铁锤一敲，大铁片就发出“铛铛”的响声，早上大人们听到钟声就开始扛着锄头背着背篓下地干活，傍晚听到敲钟的声音就收工回家。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大人收工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可能会给我摘点桑葚回来吃，我姑姑可能会给我带玉米杆回来啃（不长玉米的玉米杆比较瘦，像甘蔗一样甜）。小时候，我家每人有四分多田，15丈地。我们那里的土地不算贫瘠，粮食比较高产。但是我小的时候，每年夏天，家乡的稻田和红薯地会因为爆晒而缺水，缺水红薯苗就会干死，稻子就会欠收。为了让庄稼有收成，大人们经常天不亮就起来找水，不光是人喝的水，还有庄稼喝的水。但即使这样辛苦，庄稼欠收也是常有的事。田地少，收成不好，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每年新的粮食还没有出来，旧的粮食就没有了，青黄不接。我和我哥哥正长身体，我们常常觉得饿得慌。那时候的所见所闻，也让我感觉到农民的艰辛和不容易。那个时候我不仅感觉饿，还穿不暖。夏天的时候还好，没有凉鞋穿，我可以光着脚到处跑，但冬天就不行了。冬天，我每年都会长冻疮，手上、脚上、耳朵上都长。冻疮会流水，一到晚上在被子里暖和点，水就会凝固，白天在外面跑，冻疮就会化了又流水，一般到春天暖和的时候，冻疮才会好。

自从土地分下户后，村里的家家户户的生活还是在慢慢变好的。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村里通知大人们去开会，是关于一笔救济物资的分配。因为是救济困难人家，村里很多人不认为自己家穷，都觉得我家和我另一家人穷，结果救济物资就分给了我们两家。那一年，我们家不知道有多高兴。我们家4口人都有新衣服新裤子过年，家里还用救济的棉花票买了一床棉花被。给我们一家幸福的！我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没有交学费。后来的几年也是有一部分学费减免，再后来不减免了。那个时候家里穷，但我听说我们村里有个高考生考上了大学，还听说有中考生考上了中师，他们以后可以拿固定工资，工作也有保障，他们可以不用回到农村种地也有饭吃，也有钱花了。这就是那句“鲤鱼跳龙门”的意思！我也想好好学习，我也想有一天能“鲤鱼跳龙门”。所以，我很努力学习，经常考试排名前列，还常常有奖学金。我去上学的路上，常常有村里的人逗我：是读书累还是干农活累？我笑他们傻！这么简单的题不会答吗？读书有什么累的，当然是干农活时脸朝黄土背朝天累！我真的很想读书，很想像村里那个考上大学的人学习。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学习不了他。因为他爸爸是工人，每个月有40多元工资，可以给他买书和缴学费。

我家是农民，没有固定经济收入，我和我哥哥上学都要靠卖粮食。由于我和我哥哥随着长大饭量也增大，我们家的粮食越来越不够吃，我哥哥因为淘气不好好学习，所以小学没毕业就不上学，直接就在家务农干农活了。我虽然学习还可以，但抵不住家里没钱上学这个现实， 我这靠卖粮食换学费的读书生涯也面临挑战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县开始有劳务输出了，一般往广东工厂输送流水线女工，往北京输出女性家政服务员。听说去广东是进工厂，比起在家里一背太阳一背雨，在工厂上班就算是轻松的了。相比到北京做家政服务员，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去广东的工厂，挣钱多一些。我是因为在学校看了一场电影《黄山来的姑娘》，里面有个安徽来到北京做家政的女孩拎着菜篮子去买菜的笑脸，以及她坐在用户家里看报纸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对北京也有着向往。

1990年的暑假，我家的广播里传来招收去广东工厂做工人的通知，我们队里有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的女孩去报了名。尽管我内心深处想继续读书，但是想到自己的考学未来很迷茫，看到去报名打工的几个女孩其实家庭经济条件比我家要好多了，所以我也有点想报名去工厂打工。但是报名需要费用300元，那时候上高中一学期的学费是50元，我们家里平时拿出1元钱也是困难的。我妈见我有想去打工的想法，和我沟通确定后，她去银行为我贷款了300元，作为去广东工厂打工的报名费用。

1990年的8月5日上午，我们乡里十几个女孩坐了一辆面包车跟随妇联带队的人一起到县里去集合。面包车慢慢驶离的时候，因为女孩们都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看到车子外面跟着车跑的父母，车里的女孩们哭成了一片，随即车窗外的父母开始呼唤自家女儿的名字，声音越来越远。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离别，眼泪止不住地流，擦也擦不净……到工厂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上班了，工作其实不累，流水线车间，一条流水线上的人每人一个工序，每天打卡上下班，白天上班8小时，5元1天，晚上加班，1小时1元，一同去的几个老乡分在不同的楼层和不同的车间。比起在家里的庄稼种地，我觉得这工厂里的活儿真轻松，所以我干得很认真，但是没想到，因为我干得太好了，我前面的工友供不上货给我，我后面的工友因为我供的货太多而忙不过来，车间主任来视察的时候看着我在那儿乐。等车间主任走了，前后工友都朝我发泄不满，我开始很奇怪，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我干活儿的速度快，影响了她们。因为我们是一条流水线，工作是计时的，我干得太快就是“愚蠢”的行为。我有些不明白，但是也没办法。毕竟刚到工厂，和大家不熟，才17岁，也胆小。有一次，我拿着上厕所的牌子去上厕所，我发现一条流水线上的的女工都在笑我，笑得我一直发懵。后来还是我的组长告诉我了我，原来大家是在笑我的补丁裤子。那条裤子是我头一年过年的裤子，穿了一年多之后，屁股的地方磨破了，就打了个补丁，这在我们老家再正常不过了。但随即我换下了那条裤子，也穿上了没有补丁的裤子，毕竟要“入乡随俗”。

那时候，我们很想加班，想多挣点钱。但是只有第一个月加了几天班，就没有加过班了。听工厂的老工人说，每年到了下半年，工厂生意不景气，不用说加班，白天的正常班也会安排不满。慢慢的，一些工人就开始流动，去找其他的工厂上班。我们一起去的几个老乡也开始想换工厂。我那时候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交流和沟通，信息都是老乡们去打听。老乡们打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鞋厂招工，于是我就跟着她们一起坐长途汽车到那家鞋厂去参加考试和面试。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有初中和高中毕业证书，考试通过，面试也通过了，等着过几天去上班就行。但是在这新工厂和旧工厂来回奔跑的期间，我还是生病了。我得了急性肾炎和肺炎，全身浮肿，呼吸困难，还尿血，主治医生说要住院治疗，需要先交500元押金。我当时掏空我自己身上的所有钱，加上找随行老乡借的钱，一共也只有200多元。因为差钱太多，主治医生自己做不了主，他找来了医院院长，院长看我可怜，同意先给我治疗，让老乡们再回去找工厂里借钱。但是老乡们一去不复返，因为她们借不来钱，我因为没有钱而被医院停止了治疗，也因为借不到钱，没有一个老乡敢来医院看我。在医院的4天里，我没有吃过一口饭，没有喝过一口水。那时候的我，第一次体验到离开父母的辛酸，第一次体验到生活的艰难。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想起了一个香港的电视剧，里面有社工，社工会去看望那些生活困难的人。那时候我想，要是有个社工来看看我，该有多好！不过，在我心里，我一直对那家医院的院长心怀感恩，对那个主治医生心怀感恩。感谢他们明知我钱不够，还是同意先让我住院并对我进行了抢救，让我渡过了生命危险的难关。总之，这个世间有好人，这个世界有美好！

出院之后，正是1991年的元旦，我们到了新工厂去上班，新工厂是做运动鞋的，我负责滚口刷胶。鞋厂的业务很好，我们基本上从早8点干到晚上10点。因为我的病本身没有治好，再加上我学过化学，知道胶水受热后产生的气体有毒，长期吸入体内也会生病，所以，我于1991年5月，和同去的两个老乡一起从广东返回了老家。除去回家的路费，除去在广东的生活开支，看病买药。我第一次出门打工没有攒下钱，我出门时的300元贷款依然没有还。

1991年国庆节前，王海英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前的留影

1991年6月，在老家看了病之后，赶上乡里在招来北京做家政的服务员。从家乡来北京也很远，同样要坐轮船要赶火车，路费要200元。因为对首都北京的向往，也因为电影《黄山来的姑娘》里那个挎着篮子买菜姑娘的笑脸，我想来北京做家政服务员。村里的人听说之后，各种话都有，总之去做家政服务员，就是做“老妈子”，伺候别人，低人一等。我当时觉得都什么年代了，还“老妈子”呢！所以毅然决然就跟着带队的人来到了北京。记忆中我下了火车，北京站那“北京欢迎你”的几个字让我觉得特别亲切！也是首都北京带给我的温暖感觉！

1991年9月，我到了东单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宿舍一家离休干部家里做家政服务员，这位离休干部姓成，我叫他成爷爷。成爷爷家的报纸很多，我可以随便看报纸，我可以提着菜篮子去菜市场买菜，我真的是和电影《黄山来的姑娘》中那位安徽女孩一样在北京做家政服务员了！成爷爷家离王府井特别近，我特别喜欢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一到休息时间，我就跑到书店里去看书，基本上一待待一天。那时候，我喜欢看一些养殖的书，养鸡养猪养鱼，尤其是那种立体养殖，那时候的我希望攒点钱回家养鸡，做“鸡司令”。我还喜欢看一些文学书籍，每次到新华书店，我要求自己尽量在书店看，实在是喜欢得不能再喜欢的情况下，我才能把书买走。虽然每月挣的钱很少，我还是会花上10元甚至20元买书。有养鸡技术、田园饲养、唐诗宋词……我还让我妈妈把我以前上学的英语书、语文书都从老家寄来学习。也许是因为读书的锦鲤之梦没有实现，所以我那时把书当宝贝，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把书当宝贝。

2005年，王海英（前排左一）在协作者开办英语学习小组

在成爷爷家，除了我自己的书，我还能每天看到各种各样的报纸。《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国妇女报》等报纸和杂志，各种信息让我的眼界开始拓宽，我开始关注天下。因为上学的时候作文还可以，所以我喜欢写作，并且开始向一些报纸和杂志投稿，当然基本上都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经历。那时候，在人民日报社煤渣胡同宿舍，像我这样做家政的姑娘有好几个，院子里住的基本上都是报社的离休老干部，都很支持自己家的家政服务员学习。老人们在活动室娱乐休闲时都会议论谁家的服务员在学理发，谁家的服务员在学会计。我家的奶奶就很骄傲地和大家说，她家的服务员有稿费。那时候，我写的稿子会有成爷爷指点，有时候成爷爷会给我修改标点符号，多数的时候对我的小稿是予以肯定和鼓励。因为有杂志和报纸刊登一些我的小稿，所以我也会接到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我发现，我算是出门打工比较早的人了。读者来信分别从全国各地寄来，主要为青年人，基本上都是表达内心的迷茫，苦于在农村的土地上没有出路，他们羡慕我在城市打工，他们渴望有机会出来打工！

出门打工的浪潮很快就来了！我发现我的“鸡司令”梦想也不太好实现了！农村走向城市的人越来越多，好像我也没有回去的理由。但是留在城市，我能干什么？各种招聘广告上我的年龄都是合适的，但是我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基于读书的梦想，对学历的渴望，我开始寻找学习的途径与机会。1995年，我在东皇城根做家政服务员的时候，从《北京晚报》的中缝广告里看到了一条参加自学考试的培训辅导招生广告。自此，我打工之余就开始走上了上课学习的路。那时候，我的雇主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她是鲁迅的学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和许广平是同学。老人家很喜欢我，特别支持我的学习。除了给我讲她们当时学校故事，还教我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我唱《送别》……老人家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老人家的家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这让我认识到个人的梦想不仅与自己的努力相关，还与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大背景有关。我的眼界继续在拓宽，除了关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我也会关注和我一样打工人群的生存与命运，我会去参加一些跟打工人相关的公益活动。

这个时候，我有幸接触到了时任中国妇女报记者的李涛老师。后来，我在东皇城根的雇主老人去世后，我开始做钟点工。做钟点工其实不太稳定，需要自己租房子，然后到中介公司去等待派活。那时候的中介公司是靠在报纸上登广告，每天在公司等活的钟点工也不少，来了活儿又要尽量公平分配，所以钟点工的收入很少，感觉入不敷出。李涛老师那时候还给我一些给读者回信的活儿，以增加我的收入。

后来，因为钟点工实在是存不下钱，我去国际园区的台商家庭做家政工作，帮助台商雇主家做饭和接送小孩上幼儿园。那时候在国际园区打工，工资算不错的，管吃管住，还有1000元。我那时候差点就要选择终身做家政了（做个管家，会开车、会做饭、会英语、会带孩子），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雇主太太很支持我学习，还给我发200元的奖学金，还会给我租住的小房提供书桌、椅子。我那时最喜欢的卧室就是有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个单人床。

秀米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高级社工师李涛分享

2003年的春天，北京协作者成立了！那时候正是非典的时候，北京协作者的工作人员都在农民工非典救助工作的一线。因为那个时候我结婚怀孕了，所以那一年我是北京协作者的志愿者。在2004年的2月，我经过北京协作者的理事会成员面试，顺利成为北京协作者的工作人员。

那时候，我并不懂得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自己有满腔的热情，愿意为打工朋友服务，体谅打工朋友的处境，熟知打工朋友的需求，因为我自己便是一名打工妹。所以，我的服务对象便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他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打工朋友了解到北京协作者的服务，让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找到北京协作者的帮助，那时候，我们自制服务名片，服务简介，并随时随地带着名片和简介向打工朋友发放。在电梯里，在马路上，在公交车上……打工朋友在知道有这样的公益组织在为他们提供公益服务的时候，他们的眼神是惊喜的，是感动的。为了能给打工朋友设计有针对性的活动，我那时候设计了一份调查表，包括打工朋友的姓名、籍贯、学历、联系方式、工作单位及居住信息，还有他们的休息时间、兴趣、特长以及打工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看似简单，却也包含得很丰富。那时候，我的目标是让每一个走进北京协作者小院的打工朋友，都要让他们能找到归属感，找到家的温馨，找到避风港的感觉。我们的活动在大家齐参与的讨论下定下活动主题，活动时间一般在晚上、周末、节假日。这样，想参加活动的打工朋友都可以提前安排时间，而且他们可以互相通知并相约来北京协作者参加活动。他们在劳工家园是主人，是活动的主要设计者、参与者。那时候我们主要开展的活动包括摄影摄像技术、写作技巧、法律知识、文艺表演、外出郊游、志愿者培育等。我呢，通常是提供支持的协助者，就像北京协作者的名字一样。看着他们积极的参与，我就开心，看着他们有进步，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2005年，王海英组织开展五一劳动节农民工外出交流活动

除了在北京协作者开展服务，我们还有探访服务。我们招募和培育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以及打工朋友志愿者开展探访服务，去打工朋友的宿舍、去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去打工子弟学校。我记忆深刻的是在张万坟探访点的探访服务。那里是棚户区，一群来自河北张北地区的打工朋友在这里居住，以种菜卖菜为生。那些房子是临时搭建的。我们给孩子们开展活动没有场地，天热的时候就在户外草地上，天冷的时候，就在孩子们家里的炕头上。数九天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村外的小河沟里滑冰。在支教活动中，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玩中学。我们每次到村里的时候，孩子们会在村口等着我们，看到我们会高呼“老师来了”，孩子们会争先恐后地抢我们身上的书包和探访物资自己背上。那一刻，我们是幸福的，孩子们是幸福的。在五一、十一、中秋等节日之际，我们带着志愿者为棚户区的男女老少放电影、表演探访节目的时候，盘腿坐在村民的炕头，行走在村里的菜棚时，棚户区的男女老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志愿者们的脸上也是价值感爆棚！

2004年6月，北京协作者的李真老师去香港理工大学参加社会工作硕士的学习，带回了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接着，北京协作者邀请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的老师给我和同事以及当时的骨干志愿者们开始参加社会工作成长小组的学习，邀请北京大学的老师来给我们讲如何做评估，李涛老师给我们讲案例撰写、项目开发与管理等各方面的专业培训。我的脑子里开始有社会工作意识的萌芽。那时候，打工朋友的城市融入、打工朋友的法律援助、打工朋友的心理与情感都是比较典型的问题。我们设计了外地人和本地人共同参与的英语学习活动、节假日联谊会，培养打工朋友成为志愿者去照顾城市社区的孤寡老人，促进打工朋友和城市居民的彼此理解和彼此接纳，请律师为打工朋友开展与打工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主题讲解，带领打工朋友去法院旁听。

在陪伴打工朋友成长的过程中，我自己的专业服务能力也在提升。我可以通过公民代理去为打工朋友写诉状，带领打工朋友去法庭法院立案，出庭，帮助打工朋友与单位通过沟通调解要回拖欠的工资，引导打工朋友更好地处理亲情、友情、恋情、同事等情感与人际关系。

秀米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高级社工师李涛分享

2008年，我报名参加首届社会工作者资格考试。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我在考试专用教材里看到了北京协作者的案例，哈哈！我真的觉得很自豪！而且，我一边看考试专用教材辅导，一边联系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的方法，我真的觉得我们协作者的李涛老师李真老师就是那样指导和要求我们开展工作的。这一年，作为打工妹，作为农民工，我获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资格证——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2011年，我获得中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其实，拿到证书的那一刻，我心里是非常感概的。这些成绩，缘于我在北京协作者的工作实践，缘于北京协作者为我提供了成长的机会。光有证书，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实务经验有多强。这些年，我在北京协作者由开始的热情工作转变为按照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来开展工作，小组、个案、社区、同理、倾听、接纳、案主自决……这些专业术语到我们这里就变成了行动。

2014年，我在北京协作者李涛老师的指导下，为社区的高龄老人们开展了“美丽夕阳红”的老年妇女交友小组活动，并倡议她们互相帮助，力所能及，老有所为，引导她们成立了社区社会组织“暖心帮帮团”。这些年来，暖心帮帮团一直扎根在东城区东四街道八条社区，为社区的孤寡老人、残疾老人、高龄老人提供社区照顾服务。她们为老人织帽子、袜子，给老人包饺子，过生日，陪老人去医院看病，为老人打扫卫生，定期打电话关怀老人等。不仅照顾了社区有需要的老人，而且在社区形成了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互助支持网络。困境老人得到了照顾，暖心帮帮团的老人实现了老有所为，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感、存在感。

有了暖心帮帮团的成功培育，接下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2016年，我发挥我以前打工学习理发技术的特长，培育了一支爱心理发队队伍。我在理发爱好者的见面会上介绍理发队的目标，介绍理发队可以学习的常见发型类型及常见理发工具的使用，鼓励大家坚持学习并积极成为“邻里一家亲”爱心理发队的志愿者，并引导大家签署了在学习理发过程中的小组契约（注意安全、坚持学习等）。我通过开展志愿者主题培训，通过案例分享、视频欣赏、专题授课等形式提升社区居民的志愿服务理念，使他们有动力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让他们认识到同在一个社区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的重要性，引导志愿者们找到服务对象，针对老年人的特征和理发服务的要点开展服务，并能做好团队协作；我们定期开志愿者分享会，表彰表现优秀志愿者，持续激励社区居民的参与。这支爱心理发队由16名社区理发爱好者自发成立，并于2016年12月正式挂牌，为社区困境人群提供上门爱心理发服务，让老人们享受到社区的关爱，营造社区关爱老人，邻里一家亲的互助氛围。这支爱心理发队的志愿服务于2017年11月获得购买。2018年爱心理发队又招募了第二批理发爱好者10名，由第一批志愿者对新的理发爱好者进行理发技术和志愿服务方法的培训，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可持续发展。2021年，我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经验和案例在李涛老师李真老师的推荐下，上了《中国社会工作》杂志。参加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的老人有很多都是退休人员，他们的年纪比我长很多，他们的工作资质比我厉害很多，但是他们都很尊重我，都热情地叫我“海英老师”。我想一定是我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对我的工作很有成就感和价值感。

在协作者学习和从事社会工作不仅让我的工作开展顺利，也因为这份工作，我的眼界变得宽阔，我格局变得宽广。我还学到了处理家庭关系和教育子女的经验和方法。我的孩子也经常参与协作者的服务，去探望照顾社区的孤寡老人，他会拿出他的压岁钱支持困境孩子上学，他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会参与到我们协作者的服务中来，他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位从事社会工作的妈妈感到自豪！

多年来，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工作上，我获得了2012年度“中国最美社工”荣誉称号，2014年我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士学位，这可是我求学梦想的实现。《京华时报》《新京报》《公益时报》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也相继对我的故事进行了专题报道。我用我的故事证明——其实农民工也是具有才能的，也有具备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能力和意愿。有道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愿意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努力，继续进步。我希望通过我成长的例子，让更多的打工朋友相信自己，让更多的各社会阶层人士认识到——其实，农民工也是具有潜能的。

主　　编：李  真

执行主编：潘  愉

版式设计：潘  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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